疫情引发的几点经济问题思考

王保庆

新冠疫情与全民抗疫，堪称史无前例。它既彰显了中国精神、中国优势，也打破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，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因此，评估损失、构建对策，也是本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。

一、负面影响分析

当代中国经济，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体系，评估疫情造成的损失，是很难做到精确的。但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，我们还是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判断，并对未来近10个月做出更接近实际、更符合逻辑的预测。

目前，北大光华学院认为，在积极有效的政策的保障下，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0.5个百分点的影响是一个合理的估测，原因如下：

（1）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师详细测算了疫情对诸如交通运输、批发零售、旅游、住宿、餐饮、线下娱乐等直接受影响的行业所造成的损失，规模在1.3-1.8万亿元之间，考虑到GDP统计的是增加值而非营业收入，商家的营业收入只有一定比例可被列为增加值，因此，实际的GDP损失应该远小于1.3-1.8万亿。

（2）计算GDP时，统计局对很多行业使用收入法，即使这些行业员工不能正常返工返岗，甚至运营中断，但是企业发放的工资、缴纳的税费等仍旧计入GDP核算，反映出的GDP减速并不像人们感受的那么大。

（3）考虑到正在和陆续将要出台的各项对冲政策的影响，在经历第一季度的经济回落后，第二、三季度经济数据会显著回弹，疫情对全年数据影响的程度可能进一步收窄。

0.5个百分点的GDP损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估测大致相当，此前在评估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时，IMF称新型肺炎疫情会使其3.3%的2020年全球经济增幅预期降低0.1个百分点。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6%左右，0.5个百分点的中国GDP下降大约对应着0.1个百分点的全球GDP损失。

由于对疫情导致GDP损失的计算方法不同，我认为造成的损失区间应在5000亿——9000亿(人民币)之间，这应当是中央政府对冲调控的目标或合理区间。

二、对策构建思考

自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产生以来，对冲经济下滑或损失的基本方法是：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。其中扩张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投资和适度减税，扩张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降低央行储备率和商行贷款利率。当今的中国，无论是从财政应急能力看，还是从居民储蓄量说，中央政府用于对冲损失的调控能力，都是游刃有余的。

本文主要有三点建议：一是在财政工具与货币工具之间应搭配使用，主要使用财政工具，低度使用货币手段，目的是吸取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教训，以防诱发滞胀。二是在使用财政政策中，少使用投资多使用结构性减税，包括提高工资收入中税收的起征点，以利推动消费。三是在扩大投资问题上，要体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，以防大水漫灌，既要有应急之策，又要有长远眼光，要注意体现功成不必在我、功成不在一时。着重向乡村振兴、扶贫攻坚、医疗卫生、福利公平、教育科研、新兴产业、高端装备制造倾斜。若各省区财力不足，应由中央政府统一组织调配，发放中长期国债。在股市风险大且收益不高的情况下，国债等于民财。

三、国际经济影响

当今世界，不仅生产全球化、贸易全球化，而且疫情暴发和传播全球化，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此次新冠疫情界定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。无论美国政府是否承认，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思想见解，已成为既定事实和必然趋势。

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.6%，比预期的3.3%降低了0.7个百分点，这主要是由美国的超级贸易保护造成的。其中，美国实际增长率为2.3%，比预期的3%降低了0.7个百分点；中国的实际增长率为6.1%，与预期目标6%-6.5%基本相符。两相比较，美国在中美贸易大战的损失远大于中国。鉴于中国外贸出囗已连续受到世界经济紧缩而下滑，全球疫情对中国3月份以后的负面影响应当不会大于0.2%。

四、未来前景展望

2020年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最后一年。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可能会使人民产生一种疑虑。全面小康有许多指标，但核心指标仍是GDP增量。对此，中央政府在9年多以前界定的指标是，到2020年末，我国的GDP总量要实现比2010年再翻一番。翻一番是什么概念？从GDP增速来看，就是2020年的增长率是去年GDP总量的不低于5.5%。鉴于第一季度增长率大致为4%，那么4～12月的增长率应不低于5.66%。如此，疫后宏观调控中要实现的增长率，底线应当设定为5.7%。目前，由于疫情未召开“两会”，高层设定的2020年增长率尚未出台，但基于上述分析，设定为5.7%～6%是适当的。由于我国对疫情的防控卓有成效，防止境外输入也制定了相关可行措施，特别是中国的生产力并未遭到破坏，我们对全面实现小康确定的2020年GDP增长率目标应当充满信心。

有的同志可能会问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加大逆向调控力度(投资、消费、出口)，把增长率提到6%以上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这就涉及到对“新常态”的理解问题。新常态既是一个增长速度问题，也是一个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性界定问题。就是说，中国的产出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，过高的产能在缺乏有效需求的情况下，必然导致过剩性经济危机。故经合组织中24个发达国家的增长率，大都比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低的多。因此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坚持新的发展理念，走高质量发展之路，已成为当代中国由富向强转变的必然选择。

总之，国家统计局对1～2月份国民经济运统计数据再次表明，我国经济基本面向好是一个基本事实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具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，疫情不会对中国经济中的产业链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。